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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改革是調整金融體系結構的關鍵

  在5月25日舉行的以“金融供給側改革與開放”為主題的2019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多位監管層領導發聲,為金融供給側改革指明重點——資本市場改革。

  當前,由于內部不確定因素增多和外部形勢復雜化,我國經濟依舊面臨著下行壓力,正如一季度政治局會議所判斷的:國內經濟存在下行壓力,這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的是結構性、體制性的。遵循這一判斷來破解困局,就需要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和體制性改革。金融業是全盤結構性改革的重點,而資本市場改革無疑是金融體系結構調整的關鍵。論壇上數位監管機構領導的主旨發言都涉及資本市場改革這個“破題點”。

  上世紀60年代以來,金融結構理論占據主流。這一理論認為,如果只有金融總量的增長而沒有金融結構的演進,金融發展只能是在同一水平進行數量擴張;只有通過結構的改進,才能提升金融功能。應當說,該理論比較符合我國當下實際,即金融體系從數量維度看已經很龐大,但其功能尤其是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還沒能完全與自身體量匹配。這需要我們及早恰當地改進金融體系結構。以此為切入點,央行副行長陳雨露指出了我國融資結構的三個鮮明特點:儲蓄率高、儲蓄主體與投資主體匹配程度比較低、間接融資占比較高??梢運?,這三個結構性特點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形成了掣肘,而破題的關鍵就在于改革資本市場。陳雨露認為,改善社會融資結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是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的比重。

  央行在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陳雨露將央行的努力概括為三點,第一是建設推動債券市場規范健康發展、運用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推進債券市場雙向開放和互聯互通;第二是積極推動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截至2018年末,債轉股累計落地3644億元,涉及企業185家,涵蓋央企、地方國企、民營企業;第三是積極配合證券監督管理部門完善股票市場基礎性制度,引導更多中長期資金進入,更好發揮資本市場配置資源、資產定價、緩釋風險的作用。他的發言充分表明,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對于調整改進金融體系結構具有關鍵性意義,這一工作牽扯面很廣,需要一行兩會、金融機構、國企民資多方努力,共同參與。

  改進金融體系結構需要問題導向和市場化取向。問題導向就是要剖析出金融體系存在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而市場化取向就是要用市場化、商業可持續和改革的辦法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看來,金融體系主要存在三個問題:擁有巨額金融總資產但發展質量不夠,大而不強;流動性充沛但實體經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擁有最完備的金融管理體系,但是防控系統性風險的形勢仍然嚴峻。這三個問題分別給金融體系帶來了三個“兩難”:服務實體與承擔風險的兩難;價格管制則融資難,放開價格則擔心融資貴;加杠桿則引致未來風險膨脹,而嚴監管去杠桿則可能使當下的風險顯性化。

  從陸磊的研究可見,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能力有限,還會造成負債高企的系統性風險,因此,這個體系已經到了不得不調整之時。對于解決之道,陸磊的思路與陳雨露一致:發展直接融資市場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環節,它可以使中國擺脫服務實體與承擔風險的困境,流動性充沛與實體融資難的困境,加杠桿需求與去杠桿要求的困境。

  可以看到,陸磊認為通過改革資本市場來發展直接融資體系,是解決金融結構性問題的“牛鼻子”。推動這項長期的、系統性改革深入,需要我們堅持法治化和市場化取向,在完善法律體系保障的同時推進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有序解決利率雙軌制和定價失靈問題所導致的剛性兌付。

  面對資本市場改革的一系列具體工作,證監會副主席閻慶民站在監管實務角度給出了一系列意見建議。他認為金融監管政策要有連續性和穩定性,這可以提高監管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不允許行政干預股指,要最大限度實現投資者的公平交易;要逐步改變我國當前“貨幣多、資本少”的金融結構;要補短板,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實現債券市場的真正統一;要提高實體企業參與衍生品市場的水平。他的看法充分體現了問題導向與市場化改革。

  從“一行兩會”有關負責人和研究者的發聲看,資本市場的改革無疑是當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的關鍵所在,事關實體經濟短期性破局脫困,也事關中國經濟長期性的高質量發展。改革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是一項長期的“治本工程”,需要延續不懈推進,而對沖眼前的下行風險也離不開“治標”的短期政策。這需要宏觀政策和改革的“長短結合”,并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在現有結構下推動金融防風險、助實體的同時蹄疾步穩地改革金融供給側,最終建成一個兼具大體量和強功能的金融體系。

責任編輯:楊喜亭